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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uaishan08

踏浪人生,忙忙碌碌,感悟颇多,但无建树。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 
 

难忘的战争岁月  

2009-08-09 17:35:47|  分类: 文史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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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我叫张允祥,生于1926年 5月4 日,河间市黎民居乡里甸村(原属建国县管辖)人。我历经了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峥嵘岁月。

日寇的铁蹄肆意践踏了我国神圣的领土后,激起了我中华民族的义愤,全国各地纷纷组织起抗日武装,同日本侵略者展开了殊死的斗争。

1938年我12岁那年,凭着对日寇的刻骨仇恨和保家卫国的满腔热情报名参加了村儿童团,并当上了儿童团长,每天组织儿童团员站岗、放哨、查通行证、为区干部送情报,后又参加了“青抗先”(当时的一个抗日民兵组织),积极开展抗日武装斗争。1945年10月,日本鬼子投降后,我在村农民会里任农会秘书,组织开展了减租减息运动,同年,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1946年10月,我村成立了有史以来的第一任村党支部,我被当选为村党支部书记,领导农民斗地主,分田地,开展了土地革命。1947年,跟随建国县担架队参加了解放青(青县)沧(沧县)、徐水、石家庄等战斗的支前工作。1948年6月被组织调区公所任秘书,其间又被组织选送到冀中军分区党校学习三个半月,平津战役时期,被建国县委任命为建国县支前担架团书记。回忆自己在战争年代的亲身经历,深感自豪和光荣,那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。现摘记几个真实片段,以飨读者。

 

路口放哨捉密探

 

我当儿童团长时期,每天早早派出儿童团员,手握大刀或手持红樱枪分组到村子的各个路口站岗、放哨、查通行证,检查一切行人。无论是什么人,如果没有通行证,我们就将其带到村公所,交给区干部处理,决不随便放其通行。我负责定时到各个路岗巡回查哨,了解敌情。

1940年11月的一天,临近中午,我来到村东路口查岗。那天正值张伙(现已病故)和张喜(长大后参加了八路军,1950年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抗战,1951年牺牲在朝鲜战场)在此放哨。当我查完岗准备离开时,突然,我们三个几乎同时发现从东北大路上隐隐约约走来一人,我们警觉的神经刹那间绷紧,手中的红樱枪都握得分外有力。等那人慢悠悠地来到跟前,我们才看清面目。只见此人年方五十有余,头戴一顶破旧皮帽,上身披着件蓝色半大旧棉衣,下身穿着一条黑色旧棉裤,手脸脏兮兮的,似乎很久没有洗过。他的右手拎着一个“叮呤呤”乱响的铁铃铛,左肩上搭着一个钱褡裢,走路东张西望,行迹十分可疑。我向张伙、张喜暗暗使了个眼色,他俩心领神会,上前用红樱枪挡住了那人的道路,命令道:“站住!站住!”那人站住脚后,我大声问道:“干什么的?从哪里来?到哪里去?”只见这个人用手指指嘴,“啊——啊——”了几声,随后又用手比划了几下,表示要到各家各户讨饭的样子。根据此人的表情,我们明白了这原来是个四处乞讨的哑巴。我们要求他亮出通行证接受检查,可这人“啊啊”了半天,什么也拿不出来。我故意吓唬他说:“没有通行证,跟我们到村公所走一趟”。

听要说去村公所,此人脸上霎时露出惊慌之色。他环视了一下四周,发现除了我们三个小孩子,附近一个行人都没有,便定下心来突然开口苦苦哀求我们道:“小朋友,行行方便,把我放过去吧,我家上有老下有小,全家五六口人已两天多水米未进,如果讨不回吃的,一家人就得活活饿死”。

此人开始装哑巴,一听说要带他去村公所,便又神色紧张,张口说话,我们疑窦顿生,觉得此人一定有问题。决不能掉以轻心,让坏人钻了空子。我们不由分说,强拉硬拽把他带到了村公所。

当时,建国县第二区区长刘耕和区干部刘万延等4名同志正在堡垒户李春亭家开展工作。听到报告,他们火速赶到村公所,对此人进行了严格搜查。从此人的上身一直搜到下身,并未搜出可疑之物,最后,当搜查到此人肩上的钱褡裢时,发现褡裢兜内除了几块零碎干巴的干粮,其它什么都没有。区长刘耕并没有就此罢休,他凭着自己的机智似乎感觉到了什么,再一次对钱褡裢进行了仔细的搜查,这回还真查出了问题,他发觉褡裢兜内还有个二层兜,如果不是细心观察便很难察觉。当刘区长小心地打开里层兜时,有大约3000元伪钞豁然呈现眼前。那个讨饭的一见,脸上红一阵白一阵,汗珠子顺着额头直往下掉。此人携带如此多的伪钞,绝非等闲之辈,肯定与日伪有牵连。

刘区长等几名区干部立即对此人进行了审讯,刘区长大声喝道:“你是什么人?这些伪钞是从哪里来的?为什么要装成哑巴讨饭?要老实坦白!不然,我们将对你不客气!”

此时,这个像筛糠一样抖动的讨饭人不得不一一招供。原来,这个人是里坦(属大城县管辖)据点汉奸大队长杜福祥派出的密探。此人假冒哑巴,以讨饭为名,专门搜集和探听我区干部情报,一旦发现我区干部活动地点,他便暗暗做好记号回去报功受奖。我区干部廉大祥和张春良等同志的被捕,都是他向鬼子、汉奸递送的情报。

审讯结束后,刘区长握着我的手高兴地说:“小张,你们干得太棒了,你们立了大功。如果今天发现不了这个狗奸细,以后还不知有多少区干部被捕或惨遭不幸呢。”随后,我区干部将这个敌密探拉到野外活埋了。

 

身陷虎穴巧脱身

 

1941年,日寇对我冀中地区实施了惨无人道的大扫荡。他们利用“纵横合围”、“梳篦清剿”、“拉网捕鱼”等战术连续扫荡,企图一举消灭我冀中抗日抵抗力量。为了对付敌人的疯狂扫荡,保存实力,我区小队不得不化整为零,借助地道、青纱帐等与敌人捉迷藏,声东击西地消灭敌人。

1941年9月的一天,日本鬼子又来我村扫荡。我为了掩护刘耕等区干部转移,不幸被鬼子捉住。他们见我是个孩子(我当时虽已15岁,但因个头较矮,看上去也就有13岁左右),便把我抓到淮镇据点,让我专门侍侯一个日本操长。稍有怠慢,便惨遭毒打。我在那里度过了难熬的12个日夜,亲眼目睹了日本鬼子的凶残与罪恶。

在我被捉来不久,鬼子在献县扫荡时又捉来两个比我小一岁的小孩。这两个小孩由于不堪忍受鬼子的折磨,有一天,二人趁鬼子们不注意,偷偷逃跑。鬼子发现后,像狐狸捉小鸡一样又把他们追了回来。日本鬼子真是惨无人道,他们将两个可怜的孩子捆绑在树桩上,用刺刀恶狠狠地在身上乱扎,两个孩子被扎得体无完肤,浑身血淋淋的,惨不忍睹。鬼子不但不给这两个孩子医治,还发出一阵阵狼嚎般的狂笑。三天后,两个孩子终于在声音渐渐微弱的“哼哼”声中含恨而死。我目睹了这一切,感到不寒而栗。我想,不知哪一天我也得会像这两个孩子一样惨遭鬼子毒手。决不能坐以待毙,我得想办法尽快逃离虎口。

机会终于来了。这一天上午,据点里的鬼子倾巢而出,又到献县一带讨伐扫荡,据点里只留下了几个鬼子看家。我做好准备,伺机逃走。在鬼子操长屋里,我眼望着墙壁上挂着的两把盒子枪和三条子弹,心想,我不能空手逃走,得捎带点鬼子的东西,也许以后用得着。我没敢拿枪,随手摘下那三条子弹缠在腰间,乘鬼子松懈之机悄然离去。出了据点,我又想,我家在北面,鬼子发现后一定会向北追赶,我得麻痹鬼子向南逃,决不能再让鬼子捉住。于是,我凭借青纱帐作掩护,撒腿玩命地朝南跑去。

果然,留守据点的鬼子发现我逃跑后,以为我向我家方向逃走了,便气势汹汹地朝北追赶,他们追出了近20里,连我的影子都没有发现,只好垂头丧气地撤回据点。

我向南跑出去3里,又向东跑出去3里多,才敢折身往北跑,到了晚饭时分方跑回家。

第二天中午,区长刘耕又来我家打听我的音信。当他发现我已安然无恙地回来,便高兴地拉住我的手问长问短。我把这12天在鬼子据点里受到的委曲及逃出的过程简单地向刘区长做了汇报。汇报完后,我又说:“区长,我给你捎带了点礼物,不知你是否喜欢。”刘区长微笑着说:“小张,什么礼物?快让我瞧瞧。”当我把三条子弹共30发双手交给刘区长时,刘区长高兴地把我抱了起来:“小张,太好了!我们现在缺少的就是子弹,这些子弹不知又要送多少日本鬼子回老家呢!这回你可立了大功!”过了一会儿,他又认真地对我父亲说:“小张逃脱后鬼子决不会善罢甘休,家里你们再不能呆下去了,得赶快离开。”我和父亲都相继点了点头。

第二天拂晓,我们全家人搬到了大远头村(属大城县管辖)一亲戚家。在那里居住了一年多。而我,整日跟随刘区长外出打游击,机动灵活地消灭敌人。

 

火线冒险救战友

 

1942年秋后,武装部长艾俊鲁听说我曾当过儿童团长,便调我到区里当教练员,主要任务是训练“青抗先”队员的作战技能和本领。

有一天,30多名“青抗先”队员由艾俊鲁部长带队在西羊庄训练。吃过晚饭后,我们决定去端大远头鬼子炮楼。晚九点钟刚过,我们每人携带着一支撅把子枪和四枚手榴弹,悄悄地从炮楼西南面向炮楼摸来。我和于凤鸣当尖兵,负责侦察敌情。我们先于队伍100多米,以迅捷的动作摸到敌炮楼底下用枣树枝子拉成的围子跟前。当我们弄开一个豁口正准备侦查敌情时,突然,炮楼上空升起一颗照明弹,刹那间,炮楼四周明如白昼。我们的目标被敌人发现了。紧接着,敌人的枪声骤然响起。不好,敌人有准备。我们急忙打着滚地往后退,可是,已经迟了,我们还没退后10米远,敌人的一发子弹便击中了于凤鸣右膝盖,顷刻之间于凤鸣摊倒在地不能动了。我急忙折回身去扶他,他却大声对我说:“不要管我,我的腿折了,你快撤,再耽搁连你都走不掉了!”我坚决地说:“我一定把你带走!就是死,我们也要死在一起!”那年我仅17岁,虽瘦小枯干,但当时也不知从那里来了一股子猛劲,双手一抡便将于凤鸣背在肩上,我凭借着身边的庄稼做掩护,描腰拔腿向后就跑。忽然,我感觉腰部有些湿漉漉的,用手一摸,才发觉自己的腋下也挂了彩。我咬紧牙关,忍住剧痛,背着于凤鸣继续向后撤。大约撤回70米,后面的队员赶上来,把于凤鸣接了过去。

由于敌人有埋伏,再加上敌人的援兵可能马上就会赶到,我们只好放弃了端炮楼的计划,撤回西羊庄。我和于凤鸣当夜被送到南司徒村疗伤(当时回民支队正在那一带活动,村里有回民支队医生)。我受的是轻伤,不几天便痊愈了。而于凤鸣伤势较重,恢复缓慢。我一天到晚专门服侍他。由于鬼子、汉奸经常派出夜袭队趁夜间到村里抓人,所以我们白天躲藏在郭秃子(独身,区小队堡垒户)家里,夜里抬着于凤鸣到青纱帐里躲藏。我在这里服侍了他一个多月。

后来,组织上为了安全起见,通过我地下工作人员把于凤鸣转移到里坦一个安全地点继续养伤。

 

支前立功受表彰

 

1948年 11 月,取得辽沈战役的东北第四野战军在林彪、罗荣桓率领下开赴华北战场,与华北解放军合力以神速动作,把敌军分隔包围在张家口、北平、天津、塘沽等孤立的据点,切断了平、津和津塘之间敌人的联系,控制住了海河,截断敌军企图从海上南逃和向绥远西窜的通路。华北敌军成了“瓮中之鳖”。在完成了对华北傅作义国民党军队的战略包围和战役分隔后,我人民解放军遂又决定采取先打两头,后取中间的战术,先攻克北平外围的张家口、天津等地,最后夺取北平。

平津战役打响之前,冀中各地都在积极组织和准备支前工作。我们建国县也不例外,及时组建起由500多名村支部书记、民兵连长、基干民兵等组成的担架团,按军队编制下设连、排、班,每4个人一付担架,实行严格的军事化管理。建国县委任命武装部长李永为团长,任命我为书记。按照上级命令,腊月二十那天,河间、建国县、沧县、任丘、大城等10个县的担架团浩浩荡荡地开赴到距天津60里的独流镇待命。

第二天,东北野战军38军首长集合起各县担架团干部召开紧急会议,会上对各担架团进行了任务分工,并严格了纪律。军部决定7天之内拿下包括塘沽在内的天津,要求各县担架团要争分夺秒,力求把伤员在路途牺牲的比例压缩到最低点。10个担架团分成5个前方团5个后方团,一个前方团和一个后方团分成一组,结成对子。前方团负责从天津或塘沽把伤员运到静海县独流镇伤兵站,再换后方团把伤员从独流镇伤兵站转运到王口后方医院。独流镇距天津60余里,距王口40余里。上级要求前、后方担架团每次往返时间包括中间用餐不能超过24个小时,且只能向前提,不能往后拖。军部后勤有专门人员负责登记各团每次的运走、到达时间及每次路上重伤员死亡人数,最后评功。前方团比后方团来回路程长40余里,显而易见任务要艰巨得多,再加上他们是冒着枪林弹雨到前线抬伤员,因此,危险性也大。

我们建国县担架团与青县担架团结成了对子。青县团属于前方团,我们建国县团属于后方转运团。青县团的团长叫王潮海(原河间市委书记王增明之父),我们俩曾在冀中军分区党校培训班一起学习。学习期间,我们脾气秉性、言谈话语颇为投机,从而结下了深厚的友谊。

1949年1月14日,解放天津的战斗打响了。5个前方担架团用最快的行进速度奔赴到硝烟弥漫的战场,以英勇顽强、不怕牺牲的忘我精神投入到紧张的抢救伤员的行列。前方团第一次把伤员运下来,独流镇用苇席搭成的拥有十余亩地之多的伤兵站,伤员一下子便挤得满满的。再见我们结成对子的青县团,队员们个个累得气喘吁吁,精疲力竭。我眼望着疲惫不堪、双脚磨出了血泡的王潮海团长,心想,我们建国县团路途较近,回来后有充足的休息时间,而青县团路途比我们要远20余里,来回都无时间休息,且危险性大,任务艰巨,如果长此以往,不但他们的队员们身体承受不了,而且也会延误时间,难以保障伤员的生命安全。如果我们双方一次一轮换,即前方团把伤员从前线抬到独流镇伤兵站,再继续抬到王口后方医院,而得到休息的后方团便火速奔往前线。这样不就都能有充分的休息时间了吗,而且也不用换担架,还能争取时间,有效减少重伤员的死亡人数。我和团长李永统一思想之后,立即把我的想法告诉了王潮海团长,王潮海听后先喜后忧,生怕捅出娄子会犯错误。我提出轮换后青县团就说是负责后方转运的建国县团,建国县团就说是前方青县团,这样别人就不易察觉。主意一定,我们便按着既定方案分头投入到紧张的运送伤员的行列。

我军原计划7天拿下天津,由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英勇奋战,结果仅用了29个小时,天津就宣告大捷。1月17日,塘沽守军第17兵团部及第87军等5个师5万余人乘船南逃,其后卫3000余人被追歼,塘沽解放。我们担架团共运送了5批伤员。建国县担架团赴前方两次,后方转运三次;青县团赴前方三次,后方转运两次。军部最后统计结果显示,建国县团和青县团比其他县团行进速度提前了8个多小时,在担架上少牺牲重伤员50余人。我们两个团所取得的显著成绩令其他担架团刮目相看,38军军长、政委亲自莅临我们两个团进行慰问。军首长询问我们采用了什么特殊的办法,。王潮海团长生怕犯错误,遮遮掩掩不敢说出真相。我一见这件事终究是纸里包不住火,便将事情的原委如实地向军首长作了汇报。我当时在心里暗暗做好准备,一旦犯了错误,我一人抗着,决不连累王潮海团长和李永团长。军首长听后不但没有批评我们,还用手拍着我的肩膀高兴地说:“好样的!你们的任务完成得很出色,你们的做法很值得大家学习,我代表38军谢谢你们!”

天津解放的第二天,军部召开总结庆功表彰大会。给我们两个团立了集体功,还分别奖给我们两个团一面上写“支前模范”的锦旗和20枝大杆枪、1000发子弹。得到奖赏后,队员们个个精神焕发,干劲倍增。

我们担架团在独流镇休整了几日后,跟随38军又开始向北平方向进发,准备为解放北平再立新功。当我们正在途中行进时,传来了傅作义已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和谈条件,北平国民党守军接受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平改编的消息,北平和平解放。

历时64天的平津战役胜利结束后,我和李永率领建国县担架团于腊月三十日凯旋归来,队员们都回家与亲人过了一个快乐的团圆年。

(本文是根据张允祥自述材料整理而成,在整理编定过程中,得到了张允祥之子张忠池及里甸村党支部、村委会的大力支持和帮助,在此一并致谢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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